《窗口》 黄永玉

文、图 | 罗雪村

一

北京站前街边上过去有条二三十米长的小胡同，叫“罐儿胡同”。

60年代，黄永玉一家四口搬到这儿。虽是新家，但“有窗而无光，有声而不能发。言必四顾，行必蹒跚，求自保也”。如此窘境，如此不堪，三两句话难以道清。说起有窗而无光，“文革”期间，他家被人占去，只留下很小一点地方，因邻家的墙堵住他家的窗，屋里白天也要开灯，否则度日如夜——他是多么渴望一个能迎接阳光看到鲜花的窗户！

想象在1967年那些压抑的日子里，这个“暗藏的反革命分子”在被批斗、挨打之后，怎样走回罐儿胡同自家的“罐斋”，在怎样的情境心境下，画了一个两米宽的大大的窗口，以舒展心胸。

80年代，冬去春来，他把这幅起名《窗口》的画送给挚友，补记曰当年“作此以自慰，然未敢奢求如今日光景耳”。窗外红黄两大丛灿烂的鲜花，红色不知什么花，黄色是迎春花，正沐浴阳光盛放！忽然想起神笔马良，这世上要真有那神笔该多好！

至今留有一本购于1990年5月的《罐斋杂记》，不仅喜欢他寓言式的文和画，也似乎意会了“罐斋”二字里他的自嘲与他讽。

《罐斋》 黄永玉

“当时他的一家，他们夫妇和一双儿女，住在一座破宿舍楼的一间半房子里，那儿离北京站很近。我们成了好朋友，我和乃迭每周要去他家两三次，一起聊天并且在他家吃饭。通过他这个中介，我们结识了其他许多画家，并且和他们都成了朋友。”——杨宪益

《冬日北京站》 作于80年代

70年代，常去北京站候车大厅画人物速写，也常穿行于站前胡同，那时候黄永玉先生一家尚住在罐儿胡同。

近日走访北京站前，得知罐儿胡同早已变身高楼巨厦。铅笔 2024年4月速写。

1999年4月，在通州“万荷塘”和友人、同事与黄永玉先生。

罐斋之小与万荷塘之大，可见时代之变。

顺义太阳城黄永玉先生寓所 钢笔、水彩 2020年速写

二

1977年到北京幻灯制片厂美术组工作，遇见一位老师叫汪钰林。

汪老师是黑龙江宝清人，那地方极荒极寒，可天高地阔，一个孩子可以充满幻想，活得无拘无束。

1956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建校，他入关考取，成为首届学生。

1959年人民大会堂落成，次年，他为西藏厅创作大型壁画《西藏的新生》。

……

然而，时代蹉跎，他也难逃命途多舛。

那时，我被他的美妙绘画、也被他的无拘无束吸引，时常走进他在西直门内大街51号幻灯制片厂院内的家。

怎么形容他的家呢？借用他的描述：“‘文革’后期，刚从湖北‘五七干校’回到北京，住在办公楼底下窄条小屋里。我自己捡些碎砖片瓦，弄了一些白灰沙子，搭了间四平米的小屋，安裝了一扇破旧木板门……”

在这间小得不能再小的小屋里，常有亲密同事过来与他偷偷议论时艰，探讨世道与人性……他也常给我讲他的老家北大荒，讲那儿的冬天，冰天雪地，一望无边，白茫茫里一个小黑点…………很让我神往。

“是在写生吗？您在北大荒，怎么学的画画呢？”

“这要感谢云彩，感谢大自然。小时候放牛，骑在牛背上，望着云朵，一看就是半天……”

再说那间小屋，昏暗得不能再昏暗，他曾为小屋写过打油诗：

吾住半间二等房

不透空气不透光

顶上落土地冒水

夏夜闷闷冬夜凉

屋里刚挤一张床

纸笔墨砚堆床上

欲辨形影识浓淡

自己动手开个窗

一个人没有什么，不能心里没有光。

从自己开的小窗，他看见：

高空大雁一行行

窗外百花正怒放

吾悔荒逝十五载

苦泪滚滚汇汪洋

《自己动手开个窗》 汪钰林

好在，他赶上了回春时代。

他重返母校任教授，又重新忙碌于创作与教学。每次见到他，都会被他热烈的激情与浪漫的理想所感染。有时，在《如歌的行板》旋律中，他会回忆那间“不透空气不透光”的小屋，讲起那个斗争年代，他的老师祝大年先生知道他的住处后，经常从白家庄坐公交车来小屋看他……还有老师张振仕先生也常來……邱陵老师更是一到周日就来。他说自己处境不好，別影响老师……老师们不在乎，说“你不是坏人，我们不怕……”“可老师来，我都沒有条件在家请老师吃个饭……”

《画家之家》碳铅笔 1979年6月速写

《汪老师》 碳铅笔 1979年5月速写

故事发生的那个非常年代已经过去，但清晰如昨。

黄永玉先生去年走了——什么样的绝境、低谷、败局，都会在活到99岁的时候变成笑话。他正好活到九十有九。

汪钰林老师健在，抚今追昔，他一半清醒，一半释然。

比起上一辈画家从前的生活，我们现在住着有窗的房子，但已无心去看“高空大雁一行行，窗外百花正怒放”，因为——眼睛里无光了……

（写于2024年5月3日）